裙帶資本主義社會流動 《信報》

管理學大師Peter Drucker 於上世紀90 年代初，把「後資本主義社會」（Post-capitalist Society）理論發揚光大。後資本主義社會，大概就是「知識型社會」（Knowledge Society）下，支配性資源不再是土地、資本或勞動力，而是知識。在這樣的社會裏，轉變是快速的、難以預測的，有時甚至具有「破壞性」（Disruptive），把舊規律打破來建立新的模式。

不少學者和政客都愛說，香港不斷朝着知識型社會邁進，而且市民普遍學歷高，又不乏有視野和有創意之士。這二、三十年來，經濟更成功由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為主。另一方面，又好像沒有太多人說香港是後資本主義社會，或許是由於本港的資配性資源，始終是土地和資金，而不是知識。老實說，有知識、有學歷，來不及有個單位及舖位實際。一個有樓有舖，中學學歷的王老五，找對象相信比一個拿着博士學位但沒有磚頭在手的知識分子容易吧。

尋租行為加深怨氣

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，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，在節目中訪問過的一些嘉賓，甚至說本港是很「右傾」的經濟體。不過成熟也不等於是「知識型」或已過渡至「後資本主義」，反而不少評論指壟斷問題嚴重，近來有CNN Money的分析，大半年前就有《經濟學人》的調查，指香港是「裙帶資本主義」指數（Crony Capitalism Index）最高的地區，遠遠拋離第二位的俄羅斯。公平說句，特區政府經過十多年努力，起碼通過了《競爭條例》，以及成立了競爭事務委員會。市民惟有寄望他們真的有能力為港創造更高效率和更有競爭的環境，因為當經濟出現問題，也會造成不少社會和政治問題。「裙帶資本主義」最大特色是「尋租行為」（Rent-seeking），讓少數人分得更大份的餅，而不是把餅做大。這不但加劇貧富懸殊，更窒礙社會流動，加深中產和基層的怨氣。

佔領運動發生之前，和中央政策組的官員吃過飯。我在飯局中坦誠說出自己的看法，說香港社會的怨氣，不但在於經濟層面和政治層面被既得利益團體壟斷，現時連香港人一直賴以向上流的教育，也漸漸被一部分人壟斷。直資學校出現後，很多傳統名校已幾乎是月入1.4 萬元以下的人免問，而這些學校在十多二十年前，大部分學生還是來自屋邨及徙置區的！現時來自基層，甚至中產家庭的孩子，想通過自身努力奮鬥，考進名校讀書的機會被大幅削減，社會的流動又怎會暢順？所謂的「獅子山下精神」又怎樣延續下去？不是說考入名校就是一切，但老實說，名校裏培育出來的自信及人際網絡，確是勝一籌的。可惜香港教育的走向，好像不是縮窄社會鴻溝，而是把社會撕裂得更開。

幾星期前寫了一篇《捐錢也未有資格》的專欄文章，其中一段是「教育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武器，很多人憑艱辛努力，希望知識改變命運。但自從教育市場化後，很多傳統名校的收生，變得由一小撮人控制。」有網友讀完文章後回應說，「社會流動的武器只剩下婚姻」。不過，除非是天香國色或極之幸運，否則今時今日依靠婚姻去提升社會地位，肯定愈來愈困難。

教育愈來愈階級化

首先，由於香港的教育，已經愈來愈階級化，基本上孩子在求學階段，已經某程度上「被編入」某一階層，而同學是人際網絡一個很重要的基礎，因此他們未來的老友或對象，基本上也是差不多階層的人。這和我們那一代，同班同學中有來自屋邨，但同時有上市公司主席兒子的光景，已經相距甚遠。可能去到大學階段，各階層會混得均勻一些，但較為富有的，很多都選擇留學外國名牌大學。要為自己製造上流的機會，可能入讀MBA 課程實際一些。（註：單是我那一年的MBA班，成功和同學結婚的好像已有九對，成功率甚高！）就算有緣結識了，要修成正果，也要彼此的學歷、修養及價值觀相近，否則為了向上流而和一個性格不合、價值觀南轅北轍的人過一世，未免?牲太大。有了緣份，又情投意合，中間還有很多變數，例如雙方來自不同階層的家人和朋友等等…… 筆者不是想潑冷水，但王子公主從此以後快快樂樂的故事畢竟是少數。

無論香港是什麼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好，今天要解決政治問題的同時，也要減少社會怨氣，增加社會的公平性和流動力，最基本應由教育制度做起。自負盈虧的私立學校沒什麼可說，但由納稅人資助的學校，當局有責任把收生的權力，由少數人的手裏重新釋放出來，以一個更公平及把階級與裙帶關係減至最低的制度來分配，這才能讓中下階層的新一代，看到更多的希望。

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

李臻

圍牆倒下

柏林圍牆倒下二十五周年，象徵良知戰勝專制暴力。高牆代表強權，亦象徵隔離和個性的打壓。高牆概念是作家和藝術家的創作泉源。村上春樹的「雞蛋抗高牆」演說，就深深植入這代人的心裡。

在我來說，年輕時最入腦的高牆概念，是八十年代的電影《The Wall》。Bob Geldof和前衛的動畫，加上Pink Floyd處於顛峰時期的創作，令《The Wall》成為歷久不衰的經典。影片批判戰爭、家長式教育、助紂為虐的惡法、及獨裁者的野心，這些一塊塊建構高牆的磚頭。「We don’t need no education, we don’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.(我們不需要教育，我們不要思想控制﹗)」這兩句歌詞，更在腦海縈繞多年，種下點點反叛的種子。最後高牆破裂，幾名孩子在地上收拾碎片，緩和了電影的沉重，又帶出了希望。

柏林圍牆倒下以後，德國樂隊Scorpion創作了《Wind of Change》一曲。這首歌能長踞德國銷量榜首位，正因為它的歷史意義和希望的象徵。由溫柔的口哨聲，到激昂的結他solo；歌詞由漫步莫斯科河畔及高爾基公園的風景，到副歌那一段「Take me to the magic of the moment on a glory night, where the children of tomorrow dream away, in the wind of change.(在光榮的一夜，帶我到神奇的一刻，讓明天的孩子可以在變革的風中尋找夢想﹗)」人類對自由的渴求最終是不可抵抗的。

象徵抵抗高牆的作品，共通點都是孩子，但如果昨天的人不是勇敢走出來，現今的東德孩子，就不會有民主自由。同樣道理，如果今天的人選擇了怯懦，那麼下一代，將很可能會活在高牆的世界裡。

最後的吻

豐子愷的《最後的吻》(圖)構圖簡單，寥寥幾筆已勝千言萬語。一幅漫畫竟比催淚彈更催淚，只有大師有這功力。畫中婦人衣衫襤褸，手抱親生骨肉，放到孤兒院的接嬰處，吻別以後，孩子的命運就交託別人，看到此畫又怎能不心酸？如非當年世道艱難黑暗，誰又願骨肉分離？諷刺的是，畫中的母狗尚能餵哺小狗，人於亂世卻無力得狗也不如。想起此畫，是因為讀到「英國舒特拉」溫頓的新聞。二戰時期，溫頓默默把六百多名猶太小孩子送到英國，免得他們被納粹德國殘害，因而獲捷克總統頒授最高榮譽獎章。當年這群孩子的父母，想必也和畫中婦人的心情一樣，此生恐怕再也不能見孩子一面。送別親生子女，必定比入集中營更讓人難受。
孩子沒有錯，他們的父母也沒犯上彌天大罪，為何要受這些懲罰？回看歷史，其實只要幾個野心家，幾條惡法，加上自私、冷漠及短視的人民，就足以把天堂變為地獄。就算今時今日，世界還有很多地方充滿不公及殘暴。我們活在這時空很幸運，不用經歷亂世。不過如果世人都只懂自掃門前雪，懶為公義發聲，難保某天暴政會敲我們的門，難保我們的下一代不受殘害。德國神學家Martin Niemoller的懺悔很多人也讀過，「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，我保持沉默；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時，我保持沉默；他們追殺工會會員時，我沒站出來說話；他們追殺猶太人時，我保持沉默；當他們追殺我時，已沒有人為我說話了。」

被時代選中的英雄

很多人夢想做英雄，但做英雄代價大，風險高，成功機會卻很小。《The Hunger Games》中虛構的Katniss Everdeen又好，現實中的馬拉拉又好，都面對過九死一生的場面。就算只是逞一時英雄，也可能飯碗不保，或招惹官非。難怪上一代總愛吩咐孩子，千萬、千萬別去逞英雄。

但很多見義勇為的英雄，都不是主動去逞，而是被時代選中的。很多人可能只是想緊守自己的專業，只想做好自己的本份，但偏偏在命運驅使下，碰上一些進退兩難的決定，一些挑戰自己底線的抉擇。雖未必一心想逞英雄，但也得在尊嚴與苟安中作選擇。

上周離世的《華盛頓郵報》前執行總編輯Benjamin Bradlee，就是被時代選中的新聞英雄。根據偵查報道水門事件的記者Bob Woodward與Carl Bernstein的回憶錄《Allthe President’s Men》，如果沒有Bradlee的信任與腰骨，這段歷史可能已經改寫。那時的郵報還只是一份地區性報章，而他們的對手，是以總統尼克遜和白宮幕僚長Haldeman為首的整個白宮建制。他所承受的壓迫可想而知。對這宗新聞，Bradlee可以保守地處理，可以息事寧人，畢竟Woodward和Bernstein還只是初出茅廬的小記者。但他選擇了良知，走了艱難的路。面對白宮建制傾巢的打壓抹黑，和「語言偽術」(Bradlee稱為Non-denial denial)的轟炸，Bradlee的回應是經典的一句「We’ll standby our boys」。Bradlee的勇氣及堅持，最終不單創造了新聞界的不朽傳奇，也為新聞界後輩贏來尊嚴與自由，為世界贏取公義與知情權。

鴻溝

一場運動，不單撕裂社會，更把不同的矛盾表面化。世代間的鴻溝是其中之一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調查顯示，不同年齡和教育程度的群組，單在接收資訊的方式上已經有極大的不同。教育程度一般的中年人及長者，幾乎不會由社交媒體接收訊息，而這卻偏偏是學歷較高的年輕人，主要的訊資來源之一。

上一代人的心底裡，總是想年輕人跟從自己的想法，希望他們明白上一輩的苦心，畢竟上一代認為自己吃鹽多過他們吃米，但這其實很一廂情願。就像我們的籃球教訓久不久就慨嘆，有些極具潛質的球員，假以時日將是甲一材料，卻往往因為家長的阻撓而放棄籃球隊。那些家長不明白，就算孩子表面上迎合家長的指令，但由於是被迫放棄自己擅長和熱愛的東西，學業成績未必好轉的同時，更極可能加深兩代間的隔閡，以及積累的怨氣。這些怨氣很可能在家長看不到的地方，例如社交網絡或討論區，被進一步放大。積累到一天爆發時，更可能殺家長一個措手不及。

隨著資訊科技日益進步，這一代與下一代的鴻溝，只會比我們與上一代的更大，和愈來愈闊。以前家長想暗中監察孩子還容易，但今時今日除非你完全封殺下一代的資訊網絡，否則根本沒有辦法監控他們的所思所想。與其試圖改變下一代來縮窄這鴻溝，不如改進自己來得更容易。多點嘗試了解和學習下一代的溝通方式和想法，多點包容和諒解，總比家長式的大石砸死蟹來得有效和諧。

捐錢也未有資格

很多人近來少了「朋友」，但我反而有不少多年沒見的朋友問候。有人給點鼓勵、有人給點意見、亦有人有具體請求。比較特別的一個，問可否借傳媒呼籲示威者，一起聽聽《獅子山下》，或許可以化解部分怨氣…

Well，如果一首歌，就能讓大家放開彼此心中矛盾，當然是好事，但當下和三十多年前的獅子山下，又能否同日而語？單憑艱辛努力，是否就能寫下不朽香港名句？財經雜誌《福布斯》，闡述佔領運動背後，香港的深層次經濟問題，包括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、房價不合理地高、生活質素下降等等。其實除了經濟和政治外，教育又何嘗不是日漸被壟斷？

教育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武器，很多人憑艱辛努力，希望知識改變命運。但自從教育市場化後，很多傳統名校的收生，變得由一小撮人控制。在《獅子山下》的年代，起碼有一半這些名校的學生，是來自徙置區和屋邨的。現在呢？很多學校已經貴族化，有人笑說某直資學校，最窮那位學生也住海怡半島，不知是否誇張，但聽來也很不安；又據聞有直資學校的Endowment Fund(捐贈基金)，比大學還豐厚﹗而且不是每人捐得起，未夠二十萬的捐款，對不起，恕不接受。很多有心人，連捐錢都未有資格。我仍然相信肯付出艱辛努力的，機會還是會多一些。不過如果連透過教育向上流的關卡都被壟斷，基層學子再聽千遍《獅子山下》，又會否只能苦笑？要理想一起去追，起碼要好好檢討現時的制度。

「幼稚混蛋」管理學 《信報》

每次舊同學飯敍都難免有些感觸。很多同學已是人父，有人亦已經歷第二段婚姻。大家表面上混得不錯，只是男人不保養，原來也可以走樣走得很快。

朋友說，近來特別殘，是因為公司換了新老闆。不知是否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但新老闆不但是「完美主義者」，簡直是micromanagement 的典型教案。每封電郵、每份文件、每件小事，她都「事事關心」，差一點連去洗手間也要舉手問她批准，整個團隊的神經都繃緊了不少。

在老闆micromanage 之下，是否可以減少錯漏、提升效益不得而知，但工作環境肯定難以太和諧。不過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而且寫字樓是工作的地方，不是來尋開心的。除了寄予同情外，也只好勸朋友接受現實，「很快會習慣吧」。

重細節還是過分挑剔

另一方面，我也理解和同情朋友的新老闆，想必她初來報到，也缺乏安全感，亦可能承受着不少壓力。牽涉許多細節，而單一細節出錯也可能引發災難的工作，的確會讓人抓狂。但做上司的，也不可能每一細節親力親為吧？要下屬心思細密，不因粗心而出錯，是否就要加倍micromanage呢？我想起了搖滾樂巨擘Van Halen 的故事。

跟我年紀差不多的應該會認識當年紅透歐美的Van Halen。他們的巡迴演唱會每次都座無虛席，舞台及燈光效果都是一流的，樂迷必定能過一個瘋狂盡興的晚上。但這隊人不好相與，每份演唱會合約，起碼五十頁紙以上，像黃頁那樣厚，與其他樂隊只有兩、三頁紙分別很大。其中連咖啡的沖調、茶包及沖茶用的蜜糖牌子，都清清楚楚地列出。Out of nowhere更有這樣一條：「小食：M&M's（警告：絕對不能有啡色）。」

只要他們發現後台有一粒啡色的M&M's，隨時會大發雷霆，甚至威脅會取消演出。事件被報道後，大部分人議論紛紛說，這些搖滾樂手都有虐待狂，以為一朝得志就可以「使死人」。當時他們的回應也相應輕佻，「是的，因為我們可以。」更加令人對這些表面上生活糜爛、酗酒、濫交、啫毒卻坐擁巨富的搖滾樂手反胃。更有人說這些樂手是「幼稚的混蛋」。不過，你有你反感，他們繼續要求多多，而且每次主辦單位只要有些少地方不合心意，他們都可能會四處破壞發洩。

多年後樂隊主音David Lee Roth 出自傳，解釋M&M's 故事。他說巡迴表現的場地，很多是舊建築，設備簡陋，而他們的表演器材卻比其他樂隊多幾倍，要很多人通力合作，才能確保每個演出細節順利妥當，以及確保數以萬計的觀眾不會在情緒高漲時產生任何危險。他說，只要工作人員有絲毫疏忽，也足以釀成致命意外。但如何確保每次演出、每個細節、每名工作人員都做到一百分呢？

就是靠那碗M&M's

Van Halen到達演出場地後，第一時間會檢查後台的M&M's和其他小食、茶包等。如果發現當中有啡色的朱古力豆，就證明主辦單位沒有細心地把它們逐粒檢走，其他合約細節也很可能沒有細心地執行。

在M&M's 上可以出錯漏，其他地方也很可能出錯漏。那麼他們就要立刻地毯式把場地再檢查一次，連每個插頭的電壓也得重新檢驗，否則寧可取消演出也不冒險。

做大事的人，為了大局，有時有必要忍辱負重，選擇犧牲一些東西，包括自己的聲譽、尊嚴與形象。被人誤會或許不會好受，但歷代偉人領袖都有韜光養晦、橫眉冷對千夫指的能耐（不過，作為搖滾勁旅，或許這類反叛、幼稚和霸道的行為，反而可能令他們人氣更高也不一定）。喜怒哀樂七情上面，事事都容易被人參透看穿，成就必定高極有限。

當然如果沒有Van Halen 的號召力或魅力，要別人執行這些吹毛求疵的條款，或要求別人做這樣做那樣，真是睬你都傻。不過故事的寓意，其實也是見微知着。如果一個人在普通的細節要求上，也經常冒失走漏眼，那麼你是老闆也不敢委以重任吧？而在競爭激烈的社會，成與敗往往是決勝於細節之上。

朋友的新老闆，之所以事事關心，或也是在觀察哪個下屬信得過吧。

另一方面，看別人，特別是上司的所作所為時，也不能單看表面，就簡單武斷地認為對方是幼稚、變態或虐待狂。或者對方真的是心地不好，或心理有點問題，但亦可能是有更深層次的目的。

還有一點，就是不要看輕搖滾樂手。他們那些奢華、浮誇的形象，可能只是為了出位而裝出來的。其實能在一個行業登上高峰的，很少會是一些單靠幸運而沒有腦袋的泛泛之輩。

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員

李臻